1.2　語言與方言

從語法學的角度來研究粵語，就是利用一套科學、客觀的工具幫助我們了解粵語語素、詞、短語等成分所組合的結構。通過了解粵語真實的面貌，為粵語正確定位，證明粵語跟其他人類語言一樣，有嚴謹的組織，並從而揭開人類語言的奧秘。

根據漢語語言學慣常的分類，粵語是漢語的一種方言。所謂“方言”（dialect），按照方言學一般的理解，“方言是同一個語言的地方變體，特別是語音方面，往往是其他地方的人覺得難於聽懂的”（袁家驊等2001：1）。方言是語言的“變體”（varieties），即“any particular kind of language”，而變體是“grammatically (and perhaps lexically) as well as phonologically different from other varieties”（Chambers and Trudgill 1998：5）。沿着這種思路，不同的方言仍屬同一種語言，既然屬同一種語言，方言的差異只不過是同一種語言內不同變體的差異，並非不同語言的差異。

事實上，這種把方言與語言區分的考慮，並非純粹按照語言特徵來劃分，而是主要基於語言演變的規律，並且按照非語言的因素（例如政治、社會、地理、文化等方面）來劃分。正如趙元任（2002：83）所說，“平常說方言，是同一族的語言，在地理上漸變出來的分支；分到什麼樣程度算是不同的語言，這個往往受政治上的分支的情形來分，與語言的本身不是一回事 （儿） ”，他（2002：84）最後總結認為“在中國，全國方言都是同源的語言的分支，雖然有時候分歧很厲害，我們認為是一個語言的不同的方言”。由此可見，有關方言的定義，所考慮的判別標準主要是非語言的因素（例如政治、社會、地理、文化等方面）。粵語跟漢語是同源，在歷時上有密切的關係，可以視作漢語的分支，再加上政治、社會、地理、文化等非語言因素的考慮，粵語因而應分析為中國境內的一種漢語方言。

語言學對“語言”的定義，一般理解為一個擁有音系、詞法、句法等的系統。只要完整具備這個系統的各個元素，就是一個語言。正如Chomsky（1988：36）指出，語言是一種個人的現象，存在於每個人的大腦裏，在大腦裏形成系統（an individual phenomenon, a system represented in the mind/brain of a particular individual）。按照這樣的理解，定義語言的獨立性，純粹考慮系統的完整性，即是否齊全包含音系、詞法、句法等部分，有緊密的組織，而並非由社會政治和規範性因素（obscure sociopolitical and normative factors）來界定（Chomsky 1988：37），這是生成語法學（generative grammar）的觀點。既然粵語擁有齊備的音系、詞法、句法等部分，構成一個嚴謹的系統，按照這樣的定義，粵語毫無疑問是一個獨立的語言。

根據上述兩種不同的考慮、不同的定義，粵語既是獨立的語言，又是漢語的方言，兩者並沒有矛盾（鄧思穎2003a）。

已知語言是一個擁有音系、詞法、句法等的系統。根據這樣的定義，系統內存在任何有規律的差異，都會形成不同的系統，也就是說，形成不同的語言。比如說，廣州話和蘇州話在音系有顯著的分別，在詞法和句法也有差異，它們顯然應該屬兩個不同的系統，而不是一個系統。按照上述的定義，廣州話和蘇州話既然分屬兩個不同的系統，就應該分屬兩種不同的語言，而不屬於同一個語言。從系統的角度考慮，廣州話和蘇州話的確是兩個不同的系統，是兩個不同的語言；按照非語言的因素（例如政治、社會、地理、文化等方面）考慮，廣州話和蘇州話有歷史的淵源，作為漢語的變體，同屬一個語言，是漢語的兩個變體，即兩個方言。

由此可見，所謂語言與方言劃分的問題，只是劃分標準的不同。廣州話既可以理解為漢語的一個方言，又可以理解為一個獨立的語言，這種想法並沒有矛盾。既然我們可以把方言理解為擁有完整系統的語言，方言比較也就是語言的比較，正可以把比較語言學的基本概念，套用到方言語法研究中（鄧思穎2003a）。

語法學的研究，正是希望通過一套科學、客觀的工具，讓我們了解語素、詞、短語等的組合規律，描繪語言的結構，並尋找造成語言差異的原因。從語法學的角度思考漢語方言的特點，目的就是了解方言真實的面貌，為方言正確定位，證明方言跟其他語言一樣，擁有嚴謹的組織，也希望進一步窺探形成差異的原因，了解漢語的發展。比較方言語法的方法，其實跟比較不同語言語法的方法基本上是一致的，而方言語法研究實際上就是語法學的研究，只不過所研究的語料來自方言而已。